我的少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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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索马里被劫持的中国籍船员到达浦东机场,除一人被原籍政府人员接走,其余均无人迎接。摄影_孙炯

上周,深圳发生人质劫持事件,警方在谈判一小时无果后,发动强攻救出人质。记者获悉,被解救的少年在关键时刻的一些举动,既挽救了自己的生命,也帮助警察抓住了劫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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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被发表于2013年5月1日,也就是爆炸案后十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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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227号”船员来自中国大陆,肯尼亚等国。供图_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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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227号”被海盗涂改成“JAPAN
555”。供图_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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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故事 命悬一线 —— 波士顿爆炸案被劫持的中国小伙讲述自己的经历
转自译言

  记者_季天琴  实习生_吴思凡 上海、浙江舟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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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是位身在波士顿地区的华人创业者,今年26岁。上星期四晚上他正开着自己的新奔驰车在路上。快到11点的时候,他收到了一条短信,于是他把车停到布莱顿大道的路边回短信。就在此时,一辆旧轿车做了个急转弯,吱的一声停在了他的车后面。一位穿着深色衣服的男子下了车,来到他的副驾驶车窗前。
       那人敲了敲玻璃,急促地说着什么。丹尼听不清,于是降下了车窗那人随即探手进来打开车门锁,拉开门坐进了车里:他手里挥舞着一把银光闪闪的手枪。
“别干傻事。”他冲着丹尼说道。他问丹尼知不知道星期一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新闻。丹尼一直在留意那个新闻,他知道不到六小时前刚刚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模糊照片。
“那案子是我干的,”那个男子说到事后确认他就是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我刚刚还在坎布里奇杀了一名警察。“
他命令丹尼继续开车向右拐上福特汉姆路,然后又向右拐上联邦大道。一场从星期四夜里到星期五早晨的冒险就此展开。对于丹尼来说,这段时间漫长得令人痛苦,他感觉死神的手就象一副铁钳向他紧紧压来。
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丹尼作为由察尔纳耶夫兄弟主导的、广为人知但此前却又语焉不详的劫车案的受害者,填补了自4月18日晚上近10:30麻省理工学院警官肖恩·科利尔被杀,到第二天凌晨1点沃特顿枪战结束之间的最后一段时间空白。丹尼要求我们只用他的英语名字来提到他。
那一夜的故事简直就象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交织着令人惊悸的动作场面与黑色幽默,以及平常得近乎荒诞的对话。这不禁让人想到,车里的那几个男子是多么的年轻。从姑娘到学生的引用卡额度、从奔驰ML350车和iPhone
5的妙处到如今是不是还有人听激光唱片所有这些话题,在这个星期四晚上,都被这两个26岁的和一个19岁的小伙子在开车转悠时聊到了。
在丹尼口中,这是备受煎熬的90分钟。开始时,弟弟焦哈尔开着第二辆车跟在后面,后来察尔纳耶夫两兄弟都进了奔驰车,他们在车里公开讨论开车去纽约的事。不过丹尼听不出来他们是不是打算再做一次案。在这整个过程中,他听从了他们的指令,但同时也默默地在心里分析着每一条威胁性的命令、每一段偷听到的对话,想要找出他们可能想要在何时何地杀掉他的线索。
丹尼回忆起自己当时想过:“我离死不远了。”在这一刻之前,他的生活似乎蒸蒸日上:从中国中部的一个省到美国东北大学读研,再到在肯德尔广场有了自己的新创公司。
“我并不想死,”他想。“我还有很多的梦想没有实现。”
在经过一番曲折周转,穿过布莱顿、沃特顿、又回到坎布里奇后,丹尼在纪念大道上一处壳牌加油站终于抓住机会逃生。给他的命运带来转机的是四个字:“只收现金”这四个字从没有象此时这么受人欢迎。
当时,弟弟焦哈尔不得不走到壳牌加油站的食品铺里面去付油钱,哥哥塔梅尔兰把枪放到车门上的零物箱里,开始摆弄导航设备在潜逃了一个晚上之后,他终于出现了暂时的疏忽。丹尼抓住机会,按照已在脑海里演练了很长时间的计划开始行动。在转瞬之间,他松开安全带,打开车门,跳出车外,然后砰的一声甩上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沿着一个令即使神枪手也难以瞄准射击的角度飞奔起来。
“操!”他听到塔梅尔兰在背后叫道,感觉到对方的手差点揪住他的衣服。但对方并没有下车追他。丹尼跑到马路对面的美孚加油站,这里就是他的避风港。他躲进储藏室,高声招呼店员拨打911报警。
当局说,他思维敏捷地逃出生天,使得警方能够迅速追查到那辆奔驰车,使纽约市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攻击,并导致了在沃特顿的一场激烈枪战,枪战的结果是一位警察受重伤、塔梅尔兰被杀,而重伤的焦哈尔在那附近躲藏起来。第二天晚上,焦哈尔被捕获,大波士顿地区动荡不安的一周终于结束。
丹尼在他位于坎布里奇的公寓里语调温和而镇定地接受了2个半小时的采访。在场的除了一位《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之外,还有一位东北大学的犯罪学教授詹姆斯·艾伦·福克斯。曾在东北大学读完研究生的丹尼后来去找自己的工科导师,(经导师安排)福克斯现在在为丹尼提供法律顾问。
丹尼提出接受《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的唯一前提是不能透露他的中文姓名,他说他不希望引起众人关注。不过他猜测,假如他需要在审理焦哈尔·察尔纳耶夫时出庭作证的话,届时他的全名很可能还是会被透露出来。
“我并不想成为一个上电视讲话的名人。”双手叉在一起的丹尼说道。他只跟很少几位朋友讲了自己的事情,他们对他的赞誉让他有些不好意思,有的朋友还鼓励他公开露面。“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我就是想保住性命。“
被作为工程师教育出来的丹尼,在自己的脑海里精确地记下了每处经过的路牌和周边细节尽管他服从了塔梅尔兰的命令而没有端详对方的脸。
“不许看我!”塔梅尔兰曾对他吼道。“你还记得我的脸什么样吗?”
“不,不,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说。
塔梅尔兰笑了起来。“这就跟白人看黑人一样,他们觉得所有黑人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他说。“没准你看所有的白人也都是一个模样。”
“没错,”丹尼说道,尽管他心里并不这么认为。在很多时候,双方就象是在进行一场精神博弈,丹尼强调他在美国是个外国人的身份,绝口不提自己的财富他声称那辆奔驰车的年头比较久了,并且在提到每月付的车款时低报了数字并希望这样做能让自己的性命能保存得更长一点。
丹尼是在2009年到美国来读硕士学位的。他在2012年1月毕业,然后回到中国等待返美的工作签证。两个月前,他回到美国,租赁了一辆奔驰越野车,搬进一座高层公寓楼与两个中国朋友同住,同时启动了自己的新创公司。不过,他告诉塔梅尔兰他还是一个学生,到这里还不满一年。巧的是,塔梅尔兰连听懂丹尼说的“中国”一词的发音都有困难,因此他似乎相信了丹尼的话。
“哦,难怪你的英语不是很好,”他终于听懂“中国”这个词之后说道。“明白了,你是中国人……我是一个穆斯林。“
“中国人对穆斯林非常友好!”丹尼说。“我们都对穆斯林都非常友好。”
在这事刚开始的时候,丹尼盼着这只不过是一场短促的抢劫。塔梅尔兰向他要钱,但丹尼只有放在车座扶手上的45美元现金和满是信用卡的钱包。劫了一辆价值五万美元的汽车,却只能拿到这么点现金,塔梅尔兰显然很失望。他命令丹尼开车。另外那辆旧轿车紧随其后。
丹尼紧张得几乎无法开成直线。塔梅尔兰对他说:“放松一点。”丹尼回想着当时的情形,说:“我的心砰砰地跳得飞快。”
他们绕过布莱顿,穿过查尔斯河来到沃特顿,沿着兵器厂街开。塔梅尔兰翻着丹尼的钱包,问他银行卡的提款密码丹尼用的是一个朋友的生日。
丹尼按照命令把车开到沃特顿东部一处安静的小区,在一条陌生的小街边停下。尾随的那辆轿车停在他身后。另外一个男子走了过来体型偏瘦,头发蓬松,正是调查人员当晚早些时候通过照片和视频公布的“2号嫌疑人”塔梅尔兰下了车,命令丹尼坐到副驾驶的位子上,并警告说,如果丹尼想耍什么滑头的话,他立刻就会开枪。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这两兄弟把一些重物从另外那辆小汽车里搬到丹尼的越野车上。“是些行李。”丹尼当时想。
接下来是塔梅尔兰在开车,丹尼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焦哈尔坐在丹尼背后。他们在沃特顿中心停了一下,以便让焦哈尔可以用丹尼的卡从美洲银行的提款机上取些钱。丹尼因为恐惧而有些哆嗦,但他自称是因为觉得冷,请求对方让他穿上外套。此时看着他的只有哥哥塔梅尔兰一个人,丹尼在想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脱身,但他向四周一看,看到的都是上了锁的店面。有一辆警车开了过去,警灯灭着。
塔梅尔兰答应了丹尼的请求,从后座把外套给他取了过来。丹尼解开安全带,穿上外套,然后想把安全带从他身后绕过去系上,这样接下来逃命会更容易些。“别这样干。”塔梅尔兰端详着他,说道。“别干傻事。”
丹尼想起了他那羽翼未丰的新创公司,还有他正在暗恋着的那位纽约的姑娘。“我想,’噢上帝啊,我没有机会再次见到你了。”他回忆说。
焦哈尔回来了。“我们俩都有枪。”塔梅尔兰说道。但丹尼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件武器。他听见他们俩用外语对话“曼哈顿”是他能听出来的唯一一个词然后他们用英语问丹尼,他的车能不能开出州界。“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丹尼不明所以地问道。“比如去纽约。”那哥俩中的一个说。
他们沿着20号公路继续向西,朝着沃泰姆和95号州际公路的方向开去,中间路过一处警察局。丹尼试图通过意念通知里面的警察,并想着从车里跳下去滚到路边。
塔梅尔兰让他打开收音机,并示范如何调台。然后塔梅尔兰很快地听了几个电台的广播,似乎有意在避免收听新闻。他问丹尼有没有什么光盘可以听。丹尼回答说没有,并说他从自己的手机上听音乐。油箱快要空了,他们在一个加油站停了下来,但那里的油泵已经关了。
于是他们调头又回到沃特顿丹尼见到路牌上写着“费尔菲尔德街”从先前留下的那辆汽车里取出一些东西,但这次没有动后备箱。他们拿出一张音乐光盘开始播放,在丹尼听来,那音乐象是在召唤礼拜。
忽然,丹尼的iPhone嗡嗡震动起来。他的室友用中文给他发来短信,问他在哪里。塔梅尔兰吼叫着让丹尼教他用一个英汉翻译的app写出一条中文答复发了出去。这条回复短信说:“我生病了。我今晚睡在一个朋友那里。“很快又来了一个短信,然后是一个电话。没有人接电话。几秒钟后,电话又响了。
“如果你说一句中文,我就会立刻杀了你。”塔梅尔兰说。丹尼听明白了。打来电话的是他室友的男朋友,他在讲普通话。“我今晚在我的朋友家睡觉。”丹尼用英语回答。“我得挂了。”
“好孩子”,塔梅尔兰说。“干得不错!”
越野车朝着灯光明亮的战场路开过去,然后拐上河街,来到两家尚在营业的加油站。焦哈尔用丹尼的信用卡去加油,但很快就回来敲了敲车窗。他说:“只收现金。”至少在那个时段是如此。塔梅尔兰抽出50美元。
丹尼看着焦哈尔走进小铺,在心里纠结着这是不是一个好机会最终他不再琢磨,完全象条件反射一般行动起来。
“我想我必须要做到两件事:以最快的速度解开安全带和打开车门跳出去。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两点,他会当场杀了我,一点不犹豫地杀掉我。“丹尼说。“我豁出去了。我动作做得非常快,左手和右手同时使用,打开车门,解开安全带,跳出车就跑起来。“丹尼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穿过奔驰车右侧和油泵之间的空间,头也不回地冲到街上,朝着美孚加油站的灯光跑去。“我也不知道那个加油站是否还营业,”他说。“在那一刻,我在对天祷告。”
那俩兄弟开车跑掉了。在短暂的混乱过后,店员用手机拨打了911,然后把电话递给了躲在储藏室里的丹尼。911的警员告诉他做个深呼吸。几分钟后,警方来到现场,记录下他的经历。丹尼提醒他们,可以通过他的iPhone和奔驰车上的卫星接受装置跟踪到那辆汽车。
过了一个小时也许更长当沃特顿爆发了枪战并开始大搜捕之后,警方带丹尼到沃特顿做“车内甄别”,即坐在警车里从大街上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面前经过,确认他们的面孔。他一个人都没有认出来。他整夜都在跟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交谈,一位好心的国民警卫队队员给了他一个面包圈和咖啡,他对此心存感激。在第二天下午,他们把丹尼送回了坎布里奇。
“我想,塔梅尔兰死了,我觉得挺好,显然更安全。但他弟弟我说不好,“丹尼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说,他担心焦哈尔会过来找他报复。但警方当时已经知道他的钱包和车证仍然还在那辆已弹痕累累的奔驰车里,也知道受伤的焦哈尔可能不会走多远。果然,当天晚上,他们在船里找到了他。
当焦哈尔被捕获的消息传出后,电视机前的丹尼室友赶紧叫他过来。丹尼当时正在电话上交谈。电话那头的,正是那位身在纽约的姑娘。

  海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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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不对劲——在第一时间,轮机长徐剑行就看出来了。一辆白色雅马哈小艇从那艘身份不明的母船身下窜出,直奔“泰源227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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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5月6日傍晚,和往常一样,23岁的厨师穆文兵在厨房里准备晚餐。这天,他特地给船员们炖了只鸡,还加了点中药材,“准备给大家补一补”。他的中国同伴黄忠科和雷金聚在船头启动了扬绳机,并未发现危险正从侧面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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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受雇于“泰源227号”,在印度洋从事捕捞金枪鱼的工作。这是一艘注册于台湾高雄的延绳钓鱼船,属于中国台湾泰安渔业公司,2009年10月,从新加坡开出,一直漂泊在海上。如果不出意外,20多天后,他们将到达毛里求斯港口,进行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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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海盗从傍晚的滂沱大雨中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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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虞飞越紧急加速,试图作最后的挣扎,不过,笨重的渔船终究不敌那艘60马力的雅马哈小艇。枪声猛然响起,弹壳“咣咣”地就在驾驶舱地板上泼了一地—这不是电影《加勒比海盗》,这是一场真实残酷的死亡游戏。

  在徐剑行的回忆里,拿着AK-47、扛着火箭筒的海盗只用10分钟时间,便将“泰源227号”渔船控制住了。最先上船的4名海盗穿着迷彩服,鸣着枪冲着驾驶台而去,他们关闭了船上的通信设备,上来就扇了船长虞飞越几个耳光——你还想跑?

  当一双双黑黝黝的脚在甲板上晃来晃去时,干完活的四川青年杨俊还在船舱里酣睡,有人把他从梦境中推醒,他睁眼一看,一个黑人拿着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他一个激灵,醒了。

  28名船员被叫到甲板上,抱着头跪在那里。在海盗的威胁下,轮船调头向西,驶向索马里。海盗们用枪指着船长,逼他给台湾船东蔡明宪打电话,索要300万美金。

  对船员们来说,绝望的263天由此开始。对于徐剑行、虞飞越以及他们的同事们,生存下去,将是一件需要前所未有的智力、勇气和运气的事情。

  漂浮的暴政机构

  在苦闷的日子里,迷信的海员们思前想后,认为这趟劫难终究是命中注定。徐剑行说,他们在马尔代夫外海被劫,那里东经67度、北纬2度,之前他们了解到,索马里海盗在东经55度附近活动。跟“泰源227号”一起作业的还有4艘渔船,每晚,这些渔船在海面上用灯光互相致意。当枪声在“泰源227号”上响起后,这些渔船作鸟兽散。

  船员们事后甚至分析,当天“泰源227号”并不是海盗的猎物,只是凑巧遇上了大雨,急需栖身之所的海盗顺手劫持了这艘高3层、载重550吨、长约50余米的渔船。相比渔船而言,海盗们偏爱货船、商船、油船,后者往往意味着高额的赎金。

  40岁的徐剑行反复地称,“都是天意啊!”原因是出事前3天,他心情都很不好。他和船长虞飞越、大副陈国忠都来自浙江舟山六横岛,离普陀山很近。在那个渔村,祖祖辈辈靠捕鱼为生。徐剑行18岁时就外出跑船,21岁时,他的父亲在外洋捕鱼,不幸出了事故,尸骨也没能入土。

  2009年,经舟山市普陀东舟船舶船员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介绍,徐剑行于当年9月26日在新加坡登上了“泰源227号”。这艘船上的高级船员——船长、轮机长、大管轮、大副都来自于这个劳务公司,徐的工资最高,每月1950美元,船长每月1750美元,大管轮和大副每月750美元。

  在一艘艘补给船的输送下,走向大洋的船员们登上了世界各国的渔船或货轮。2007年,时年20岁的厨师穆文兵,被重庆万州国际劳务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招聘海员的广告打动了,“圆你出国梦,三年15万”,原本在火锅店打工的他立即辞了职。

  事实上,海上生活远非免费旅游和高工资,而是充满着孤独和艰辛。

  令穆文兵觉得幸运的是,船上28名船员中共有9名大陆同胞,另有7名肯尼亚人,4名印尼人,3名菲律宾人,3名越南人和2名莫桑比克人。每天晚饭后,看影碟、打牌是中国船员们消遣打发时间的方式。

  每年一次的到岸休整,是船员们漫长航行中短暂的幸福时光。穆文兵的收入并不算高,每个月船上发50美元,另外,万州的劳务公司为他每月存250美元的工资。年轻的中国船员们,每月工资都在300-350美元中间;外国船员更少,每月只有200美金。

  本来,这次他们休整的目的地是“上帝的放纵乐园”毛里求斯。不过,索马里海盗的出现破坏了他们的原定计划——他们被要求不准说话、不准走动、只能睡觉,就连上厕所都得请示汇报,有时只能在甲板上解决问题。

  索马里海盗是远洋船员最不想相遇的人。1991年,索马里的巴雷政权被推翻,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这里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现代的捕鱼船面前,他们的渔业陷入困窘,最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海盗,起初多在亚丁湾作案,近来为避免被护航军舰截获,也会选择在海域广阔的阿拉伯海或是印度洋犯案。

  在最初的几天,对这些船员而言,这些海盗更像是漂浮的暴政机构。穆文兵说,最大的危胁是海盗阴晴不定的脾气。由于和台湾船东谈判不顺,船员们成了海盗的出气筒,动不动就被打耳光,或者用绳子抽,有时还用高压水枪冲。

  在船上一起共患难的外国友人里,大陆船员们普遍对肯尼亚船员意见较大。肯尼亚毗邻索马里,两国语言相通。徐剑行说,当海盗最初从小艇架着梯子上船时,肯尼亚船员充当的是“带路党”的角色,之后海盗多番搜查船员们隐藏的财物,多跟肯尼亚船员通风报信有关。

  在荷枪实弹的威胁下,“泰源227号”在海面上行驶了5天5夜之后,到达了索马里。在索马里海域上,20多条大船被锚链串在一起,都是被海盗劫持过来的。

  等待的焦灼

  这艘船的遭遇显然引起了相关政府的注意。2010年5月8日,台湾“中央社”报道称,台“外交部”已经将渔船遭海盗劫持的消息,通知国际海事局及海盗通报中心,虽无台湾籍船员,但台“外交部”仍将继续与“农委会渔业署”及“海巡署”等相关单位保持密切联系,以提供必要协助。4天后,中国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称,大陆方面高度关注船员安危,“将根据台湾船东的要求尽力提供协助”。

  而在地球另一端,船员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盗掠夺了他们的手机、财物,就连看上去稍微好点的衣服也没放过,显然,这些海盗也喜欢“made
in
China”的东西——徐剑行称,那些底层海盗一看就很穷,基本上不穿鞋,有的全身就围着一块当地的筒裙。

  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大陆,轮机长和船长的妻子已经通过央视的报道,得知“泰源227号”在距离索马里东海岸约900海里处失去联系的消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她们宁愿相信这是一条假新闻,直到联系上了负责劳务输出的东舟船舶公司,并于2010年5月10日向舟山市普陀区台办报了案。

  家属被告知,要耐心地等,谈判营救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2010年5月14日晚上,船员们被允许使用卫星电话与家人取得联系。徐剑行们含泪告诉家人,不要担心,海盗只要钱。而5名级别低的大陆年轻船员,都没向家里透露被海盗劫持的事情。“说了他们更担心,也没有解决办法。”来自河南南阳的船员雷金聚说。

  在漫长的等待中苦苦煎熬了3个月后,劳务公司突然联系不上台湾船东蔡明宪了。普陀区台办将此事汇报给了舟山市台办。

  舟山市台办经济交流处张姓处长介绍,在得知此事后,市台办立即向浙江省台办书面汇报了此事,并通过国台办、海协会跟海基会取得了联系,请求海基会协助查清台湾船东的下落和资产状况。不过,由于海协会、海基会都是民间组织,另外,“可能船上没有台籍船员,没有台湾家属闹事,台湾方面好像也不着急”,对方迟迟没有答复。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海盗们告诉船员,谈判“finish”了,他们联系了船东两次,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船员们绝望了。徐剑行说,不仅在心理上,更在生理上。拉肚子似乎是无法避免的,船上早就没了吃的,他们只能吃捕鱼用的鱼饵,有时他们不得不闭着眼睛嚼。

  2010年9月,焦灼得不行的徐剑行给家里来了个电话,他想证实台湾老板放弃营救这回事是不是真的。尽管卫星电话被海盗收缴,但是随机应变的徐剑行还是悄悄地藏了一台单边带,趁着夜深人静、海盗不注意时和国内保持联系。徐介绍,单边带是一种无线电通信设备,主要用于远程通信,呼叫需要通过广州电台的中转。

  家属称,为了让这些沮丧的船员有生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不敢告诉船员们船东已经失联,只是安慰他们“政府正在抓紧营救”。

  除了政府,性命挂在枪口下的船员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泰源227号”上供奉的观音像来自于佛教圣地普陀山,徐剑行们每天念佛经、拜观音。

  跟船员一样焦灼的,还有拿不到赎金,甚至连谈判对手都找不到的海盗。穆文兵称,海盗们跟着他们一起拜佛,一起祈祷这个来自东方的神仙,“我们早点拿到钱,你们就能早点走了”。因为海上的命运太难把握,所以各国的水手们都很迷信,无论哪里听来的忌讳,他们都会相信。

  成了海盗船

  在给家人的电话里,徐剑行说,“泰源227号”上的海盗们10天换一次班,每次约13人左右,年龄从十几岁到几十岁不等。相处久了之后,海盗们也多少对船员多了些客气。他们在闲聊中得知,不少海盗来自于别的国家,来索马里是“打工”,也有不少海盗甚至白天做警察,晚上上船做“兼职”。

  如果顺从、听话,海盗们并不会故意伤害船员。船员们能找海盗要烟抽,有时也能去海盗的厨房偷吃牛奶和羊肉。海盗们还喜欢嚼一种叫做“khat”的草,它外形无异于路边的杂草,草汁有刺激性,他们告诉穆文兵,手上的一把草要50美金。有次海盗们越吃越兴奋,还让穆文兵尝一尝,穆发现又苦又涩。

  让穆文兵印象深刻的是,有次一个看似海盗中的“中层人员”来“泰源227号”巡视,还给每个船员发了一块筒裙和一张面值1000索马里先令的钞票。穆被告知,那张钞票不值钱,“在索马里连根香烟都买不到”,就是给他们留个纪念。

  不过,这种微妙的平静和短暂的安全很容易被任何意外事件打破。最令徐剑行刻骨铭心的是,有次因船上的海水淡化装置无法作业,海盗认为他在故意破坏,拿着高压水枪对着他冲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船长替他下跪求情。

  在偷偷打回家的电话中,徐剑行让家人去寺庙里做做佛事,原因是他们认识一个寺庙的住持“好像认识国家领导人”,因此,船员们希望“叫社会上人帮忙,叫中央领导救救我们”。

  家属称,这时他们也不敢告诉船员确切消息,怕毁了他们活下去的信念——船东蔡明宪已经宣告破产,他在台湾的两幢房子和船只都被卖掉,被银行查封抵债,而蔡明宪本人则去向不明。

  舟山市台办张处长说,在船员们被劫6个月后,2010年11月,普陀区、舟山市、浙江省三级台办派员去北京国台办、海协会,通过与海基会沟通,希望能够找到蔡明宪的下落。“海盗的谈判对象是蔡明宪,只要他能坐下来谈,钱哪怕我们想办法凑”。

  张称,一度曾流传蔡明宪躲在大陆,台办也曾通过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查询,但是发现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他抱怨说,负责劳务输出的东舟船舶并没有对台业务资格,属违法经营,这家中介连船东的台胞证等身份信息都不知道。

  这时,就连海盗们对赎金也不敢抱有希望了,但他们还是企图利用这艘船来获得点实惠,穆文兵回忆说,海盗们把快艇放到这艘船上,把这艘船变成了出海劫持的母船。

  然而,由于“泰源227号”被劫已为公众所知,因此每次出海都频频遭遇各国的军舰,侦察机、战斗机不时掠过上空。穆称,每当此时,海盗就会向船舱大喊“China,No.1”,蹲在舱里的船员便鱼贯列出,以中国船员为首到甲板上站队,成为海盗手中的人质。海盗于是向对方喊话,“You
killone,I kill two。(你敢杀我一个,我就杀俩人质。)”

  第三次出海之前,海盗用油漆把原来的船号抹去,漆成了“Malaysia
618”,不过,照样出师不利。

  第四次,“Malaysia 618”变成了“Japan
555”。这一次,他们遇上了一艘法国军舰,渔船差点被击沉。炮弹落在船头与船尾,震动船舱里的每个人,驶出的索马里快艇也被打坏了发动机。

  这次之后,海盗们只能把这个烫手山芋转为接驳船,为其他被劫持的船运送柴油和物资。徐剑行们仍在海盗眼皮底下干活,不干活时只能在船舱里,“连阳光都见不到”。

  狂飙自救

  等到被劫持的第七个月,船员们绝望至极。徐剑行称,在他们之前被劫持的船早就交了赎金走了,在他们之后的也走了,有艘载满汽车的货船,交的赎金高达690万美元。

  劳务公司东舟船舶中介人员张薛娣介绍,舟山台办曾要求他们去趟台湾,公司经理去了,找了台湾有关方面——至于哪些部门,张并不愿意透露。

  这趟台湾之行,照样没能探听到蔡明宪的下落。这次,家人不得不在通话中告诉船员们惨淡的事实。徐剑行称,船员们一直以来的侥幸心理破灭了。

  中国船员们开始集思广益自救措施。徐剑行透露,他们首先对海盗制造这艘船“不吉利”的舆论,凑巧的是——因为这艘船,海盗出了不少事故。有4个海盗乘坐一艘快艇来“泰源227号”拿了几条金枪鱼,在归程中遇上了风浪,无一幸存;还有一次,一个海盗蹲在船甲板上时被大浪卷到海里,捞起来时已经半死。

  在为其他船接驳的过程中,轮机长徐剑行开始偷藏柴油。船上一共有8个油车,海盗只知道6个,徐在另两个油车中,一个藏了20多吨,一个藏了30多吨。这50多吨柴油,成了后来他们穿越印度洋的救命装备。

  惊喜在2011年1月24日总算到来。当天索马里时间9点多,海盗要求“泰源227号”出海,称如果能劫持到一条船,就放了他们。徐剑行列举了该船历次出海的失败经历,又故意称,没柴油了。

  徐剑行说,看得出来,海盗确实对这艘船也没指望了。在一番理论之后,海盗又给了他们一点柴油和大米,“量非常少,他们想让我们在海上自生自灭”。

  一个好心的海盗也建议徐剑行,把船旗换成五星红旗,这样在公海上安全系数更高。徐说,海盗们对中国的国力印象深刻。

  回家的信念,让船员们冒险狂飙在印度洋上。他们本打算去马尔代夫,但是柴油只够他们到斯里兰卡。在被海盗劫持253天后,长期未清洗的船身已经长满了贝壳,原本每小时10海里的航速只能开到6海里,足足开了10天。

  回家

  2月2日中午,“泰源227号”终于抵达斯里兰卡。当天,台湾“驻印度代表处”派员,会同“泰”船在当地代理商,通往科伦坡港处理善后事情。船员介绍,在当得知他们获释之后,蔡明宪的姐姐蔡明君联系了斯里兰卡的代理商,处理港务。

  船员们要求拿回自己的工钱,自从2010年5月7日被劫后,他们的工资就停发了。听说蔡老板破产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印尼船员当场气得吐血,晕了一天一夜。

  面对流泪的船员,台湾“驻印度代表处”派员表示,将尽快打报告,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也给船员们送来了水果、泡面、茶叶各两箱,这令船员们对中国政府充满了好感。不过,中国船员们则羡慕印尼船员,“印尼政府对他们4个船员太好了,给钱,给衣服穿,给手机,给吃,还让他们住大使馆。”

  徐剑行称,身为大陆船员,已经足够幸运——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根本就没露面。

  在斯里兰卡停留一个月,工资还是遥遥无望。徐剑行称,因为船东方面没派人来斯里兰卡,代理商也是受害者,都在垫钱。在协商之后,代理商给每人发了100美金的零用钱,并提供回国的机票。

  3月1日,船员穆文兵和他的另外6名同伴陈国忠、梅建耀、杨俊、罗青春、雷金聚和黄忠科,搭乘斯里兰卡航空公司UL886次航班,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在这大团圆的结局中,徐剑行被告知——他和船长虞飞越必须留下,等待新船长和轮机长来接手。徐说,目前越南人、菲律宾人也走了,莫桑比克、肯尼亚籍船员还在船上,“死都不肯走”,“他们要工资”。

  对于工资,徐剑行们已经不抱希望了。

  不过,家属们总想挽回点损失,一个家属嘱托记者,“你好好写,有机会出本书。出书了让出版商给船员点钱,他们磨难太大了,一分工资也没有”。

  标题他都想好了,叫《我在索马里海盗手里的25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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